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是全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预言家。他一生奋斗、追求进步，不曾一日懈怠，为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敬仰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上世纪二十年代领导湖南工人、农民运动，革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反动军阀的命。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奋起反抗，领导秋收起义，革国民党反动派的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发起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日本帝国主义的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再次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毅然决然地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彻底革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命。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人民继续革命，进行新的长征。
　　一、实行土地改革，革地主阶级的命
　　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他们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受尽剥削，生活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占全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获得土地！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被消灭。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革资产阶级的命
　　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果断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二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则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货源的情况下，通过使私营商业执行经销代销业务的方式向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转变。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
　　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加强了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领导。这时，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最后断绝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的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已经成熟。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1956年1月，北京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私营工业已达到99％，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民族工商业者的选举权、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业者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接受社会主义，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开展和完成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相对于革地主阶级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当时的政策则和缓的多。这场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几年间改变了全国所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的性质，改造和消灭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而且这场深刻的社会变动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顺利实现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
　　关于“文革”，中央早有定论，其理论依据错误，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可取。但就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出发点则是为了国家政权的巩固，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的形成，防止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老人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而且时间老人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他当时的一系列讲话（谈话）和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这种担心：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在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报告。报告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陈正人在报告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但是，毛泽东的批语并没有引起中央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的反应。
　　这时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
　　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年5月，毛泽东途经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很显然，他在脑海里开始酝酿更大的风暴。
　　同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时有一段对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毛泽东说：“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讲：“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1966年4月，毛泽东更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所以，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打到，把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
  　　1、“五一六”通知是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书
　　1966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了这样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5月5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966年6月，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和采取一些组织措施，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批示将此文由新华社全文厂播。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大中学校迅速掀起贴大字报高潮。
　　之后，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特别强调“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在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时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这年10月，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不久，他会见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11月，他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把它搞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除了他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更重要的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路线，在理论上进入了一个误区，并且赋予了这些词语一些独特的含义。在他看来，由他一手创建的新中国已经变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必须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催毁现存秩序,即“砸烂旧世界”，在此基础上，建设他理想中的新世界。
　　3、“五七”指示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称《“五七”指示》)：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封信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提出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把“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五一六通知”的主旨在一个“破”字，“五七”指示的主旨在一个“立”字；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批判他心目中的“旧世界”，但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他理想中的“新世界”。
他理想中的“新世界”：
　　一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1958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着重地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又说：“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他认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着追求的一种理想。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
　　5月，毛泽东又讲了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1958年8月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二是建立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通过。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成为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
　　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发表意见。其中讲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在1974年10月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三是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参加国家政权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参加国家政权,一则可以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性质,二则可以保持执政党旺盛的活力,监督政府行使好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产生。
　　四是建立一个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事业新人。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5年,毛泽东也已成为故人，他领导的这场革命和实验虽然失败了，但他孜孜不倦，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毛泽东思想也将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载入史册！

参阅书目：
《毛泽东选集》1--5卷
《毛泽东传》1921--1949
《毛泽东传》1949--1976

                                                                       编辑：高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