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南法官背国徽办案 辖区1万平方公里
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法官，还要背着国徽，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而他去办的案子，很可能只是一头牛或者一只羊产生的纠纷。
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法官群体的故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们长年坚守在基层一线，对于办理一起普通案件而步行几十公里，早已习以为常。昨天、今天、明天，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为了法律的尊严和群众的利益，风雨兼程。采访中，他们这样说：在这里，其实有两个法庭，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另一个，在法官心里。
法官现场办案。通讯员翟荣生。
马、汽车、国徽 6年前，一部反映云南基层法官生活的影片《马背上的法官》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后，马背上的法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6年后，记者来到我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再一次寻找基层法官的故事。 肃南县法院辖区与甘、青两省15个县市接壤，东西长约650公里。山大沟深、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通信不畅。该县祁丰法庭辖区1万平方公里，人口聚居远离法院或法庭，农牧民告状难、法院送达法律文书难、案件执行难、诉讼成本高。 见到祁丰法庭庭长魏莹尚时，他疲惫的眼神和脚上穿的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双布满灰尘的黄色旅游鞋，和他身上笔挺的法官制服显得格格不入，而他的眼神略显疲惫。魏莹尚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早上4点多起床的，去240多公里外的牧区送达了一份判决书。” 像这样，往返数百公里只为送达一份法律文书对于每一个基层法官而言，早已成为工作的一部分。魏莹尚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庭里有专人饲养马。那时，交通工具匮乏，法官去基层办案子，只有骑马，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背着国徽去办案’的情节，我们都经历过。2003年以后，骑马办案的情况逐渐少了，但是，就算在今天，遇到进入牧区的山路，个别情况我们还是会骑马的。” 肃南法院副院长安桂香在基层法庭工作了8个年头，她告诉记者：“我们外出办案，骑过马、坐过摩托车、搭过过路的煤车，很多地方，交通工具只能到达牧民的定居点，要想找到当事人，必须去牧场，剩下的路，只能步行。”“这时，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牧场近的话走上20多公里，远的话，要走40公里。”安桂香说道。“很多农牧民居住在流动牧场，那里没有信号，所以，送达法律文书、开庭审理基本都需要法官上门找当事人，走个三四十公里，对我们而言，早已成为家常便饭。”魏莹尚笑着说道。“遇到需要当场开庭的案子，我们就背上国徽，到达牧场后，将国徽悬挂在帐篷上，开始审理。”魏莹尚说道。 牧场的路能有多远？ 一位当地人给记者这样形容：“当你走了一天，看见牧场的帐篷时，你还需要再走3个小时。” 牛、羊、草场 和其他地方的法官不同，牧区的法官不但需要两条健壮的腿，还需要更多耐心和毅力。“牧区的特殊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办理案件。因为我们接到的诉讼很多都是牧场边界纠纷、牛羊归属纠纷，如果法官不亲自去牧场勘察，很可能无法判断当事双方孰对孰错。”祁丰法庭庭长魏莹尚说道。 2008年4月，祁丰乡珠龙关村发生一起纠纷。案件很简单，被告的羊跑到原告的牧场吃草。珠龙关村距离法庭120多公里，全部为山路，魏莹尚开车3个多小时抵达牧区后发现，草场长势、草场面积是双方最大的争议，当事双方情绪激动，见到法官均称自己受到损失。魏莹尚和其他工作人员迅速调取草场档案，了解涉案草场的长势情况；同时寻找当年参与划分草场的证人，进一步明确草场范围。最终，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偿还原告7000元损失。如此简单的案子，魏莹尚前后跑了整整一个月。 去年9月，祁丰乡关山村发生了一起财产损害纠纷案。原告诉称自己的一头种牛让被告出售，而被告一口咬定，这头牛不是对方的！一头牛，就是这起案件的全部。魏莹尚和同事驱车70多公里，来到牧场。经过挨家挨户细致了解，那头被出售的种牛确实是原告的。同时，法官们还了解到，原告草场草势不好，他的牛常去被告的草场吃草，由此可见，被告卖牛的背后，还有对原告的积怨。魏莹尚决定当时开庭，在草原上悬挂起国徽后，该案开始审理，最终判定被告给予原告5500元损失费，原告退还2000元草场损失费，双方均未持异议。这个案子，从早晨开庭，一直到傍晚才结束。 11月，肃南马蹄法庭判决了一起离婚案，男方应分给女方100只羊。判决后，男方偷偷将羊卖了，女方去法庭申请执行。冰天雪地、山路崎岖，法官们骑着摩托车到达被告家里时，被告躲了起来。法官们判断，被告很可能前往放牧点了，当他们徒步20多公里到达放牧点时，被告依旧不在这里。失望的法官们拄着棍子一步步回到法庭时，已经是凌晨1时。这个案子，法官们6次上山，最终将财产执行；这个案子，他们花费2个多月时间，总行程1000多公里。 通往牧区的路。通讯员高新房。 你的草还是我的草？你的牛还是我的牛？离婚时该分多少只牛羊？草原上的法官们受理的案件，都是这样琐碎的家庭邻里纠纷。有一位基层法官告诉记者，他一生中审理案件的最大标的，没有超过10万元，这在发达地区来看，简直不值一提。但在牧区，法官的意义不仅仅是断案子，他们坚持的意义是把法律知识一点一滴送到农牧民身边，这远比断案子重要得多。 基层法官顾文红说：“老百姓都叫我们‘土法官’，因为这里的法官不仅需要法律素养，还需要掌握农牧知识，一个10年工作经验的基层法官，基本就拥有农牧民所掌握的各种知识，牲畜的毛色、齿龄、公母，草场的大小、长势……” 所以，这些背着国徽的法官还有着特殊的身份：司法干事、调解员、炊事员、司机甚至是村干部…… “仇人”、兄弟、法官 肃南皇城法庭，辖区3700平方公里，人口8500人。这里风景宜人，曾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致比铁木尔的夏季行宫，但是，冬季严寒，风雪交加。安学明法官就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3年。 他说，老百姓打官司，那是信任法官，他们觉得，法官就是最公正的。很多时候，一场官司涉及几百元钱，但是牧民们就是要亲眼看法官断案子。我们的案子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于个体的老百姓而言，这都是大事。 安学明说：“刚开始，很多人输了官司，就开始闹情绪，和法官作对。时间长了，他们懂得法律了，知道如何遵守法律了，我们都成了好兄弟、好朋友，他们对于法官的敬畏，也是对法律的敬畏。” 1999年，安学明带着书记员骑着马，走了4个多小时办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案件判决后已到傍晚，女方可以分到18只羊。鉴于双方达成一致，安学明决定当场执行。执行完毕，女子站在山梁上唱了一首民歌，唱完之后，女子告诉安学明，她的家就在山梁的另一边，等过了这个夜晚，她就可以回家了，感谢法官可以让她顺利回家。 2002年，为处理一起草场纠纷案件，安学明吃住在草原三天三夜，最终将双方矛盾化解。7年后，安学明再次路过这片草原时，原被告都来接他，安学明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俩不但化解了矛盾，还成了好朋友。” 顾文红法官说：在基层10多年了，很多人都因为打官司，和法官成了朋友，诉讼双方也成了朋友。有的两口子闹离婚，说什么也不过了，我们就去家里调解，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最终，小两口决定不离婚了。现在，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好，每年过年都要拉我去他们家吃饭。 安桂香告诉记者：我们每次在草原开庭，都要邀请原被告的亲友、村干部到场，审一个，教育一片。目前，基层法庭所办理案件，均无上诉、发回重审的情况，牧区群众法律意识明显增强。 采访中，记者遇到一个又一个“背着国徽”的法官，说起工作的艰辛，他们大多淡然一笑：不就是跑跑路，断几头牛的官司嘛。事实上，长年的风餐露宿，使得他们大多患有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他们大多成婚迟、孩子小，魏莹尚法官，今年45岁，孩子不到5岁；安学明法官，今年42岁，孩子6岁…… 没有人帮我们统计，这些朴实的基层法官一生中到底走过多少路，几万公里或者十几万公里；也没有人去仔细数数，他们挨过多少冻、在变幻莫测的草原上经历过多少生死考验；有人说，这些平凡的基层法官是小人物，但是，牧区的牧民们说，这些小人物，给他们办了大事情，一办就是几十年。 和一位法官交谈时，记者问他，当初走上法官岗位，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一生，会如此平凡地走下来，一名法官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体现？这位法官沉默许久，然后说：“我们的人生价值就在草原。在这里，有两个法庭，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另一个，在法官心里。” 转载编辑：高新房
